Chapter Text
国家本身永远不是目的；它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条件，而这个目的就是发展人类的一切力量、进步和改善。如果一个国家阻碍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，如果它妨碍人类精神的进步，那么无论它设计得多么精密，它的系统有多么完备，它仍是应受谴责和有害的。
——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
1.
弗朗索瓦头痛欲裂地恢复意识，至少眨了两次眼才确定自己的确醒着。他的眼前一片黑暗，双眼被布条紧紧蒙住，太阳穴被勒得刺痛，埋在皮下的血管突突直跳。他摸了下额头，皮肤上有黏腻的触感。
血。
“醒了？”一个声音，“别动。”
听起来并不像好意的提醒。但弗朗索瓦本就没有反抗的打算。他安静地感受着血液从额头缓缓流下。
“我是该把他绑起来，”那个声音继续说，带着明显口音，向着另一个方向，看来旁边还有其他人，“意识体这样死不了，醒得也比常人快……好，你出去，这里交给我。”
门关上的声音。脚步声。椅子被拖动的声音。他的双手被扯到身后，用力捆紧。在确认弗朗索瓦无法挣脱后，对方扯开了他头上的布条。
没有突如其来的亮光，室内很暗，窗帘紧闭，只有一丝微弱的光线从布帘的缝隙中渗进来。弗朗索瓦勉强能看清自己的膝盖，还有面前人的轮廓。
“还记得什么？”对方点起一支烟，烟雾袅袅升起，是弗朗索瓦常抽的牌子，说不定就是从他口袋里摸出来的。
他还记得什么？弗朗索瓦记得撞击、爆炸、剧烈的响声，车身翻转的失重，残骸，玻璃碎片四溅，枪声，血……他还记得自己本该参加一场公开演讲，主旨为“如何严密打击境内破坏势力”，演讲稿——当然，是写好了交给他的，弗朗索瓦所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传声筒，一个贝当政权标榜正统的工具——那份演讲稿应该还在他的公文包里，如果没有在爆炸中化为灰烬的话。他还记得自己接过第一份讲稿的那一天。“我们必须投降。”老元帅对他说，而弗朗索瓦没有异议，或者说没有所谓，他记不得还有什么值得在乎的。但在这一切之前，他还记得一件事——
“我记得你。”他对面前人说，那是一张典型的日耳曼面孔，德国人，“你好，爱因斯。”
“他跑了。”尼可拉斯说。普鲁士人面色平静，好像消失不见的不是他的弟弟，不是德国的意识体，而是路边一颗石子。
弗朗索瓦抬头：“什么？”
那是1934年，他和尼可拉斯在阿斯图里亚斯见面。多事之秋，当地工人起义，被西班牙政府军血腥镇压，国联谨慎地拒绝介入，德国通过非官方渠道向西班牙政府提供帮助。安德烈彻底抛弃平日纯良的伪装，暴躁地直接在弗朗索瓦面前摔了酒瓶。尼可拉斯拦住他，声称西/班/牙意识体喝醉了（奇事，从没人见过安德烈喝醉），不顾安德烈剧烈挣扎，把他扛到楼上，锁进了卧室里。
“我以为会是你弟弟来。”弗朗索瓦说。他们头顶上，安德烈在狂暴地乱砸卧室门，骂出一连串脏话。
“他不在德国。”尼可拉斯面无表情地倒了一杯酒，思考片刻，补充，“他离开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弗朗索瓦问，
“他跑了，就在上个月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没有说。”寡言的尼可拉斯沉默片刻，“我们会知道的。”
后来几年，整个欧洲的意识体都知道了这件事。德国政府对外宣称他们的意识体身体不适，如昔日永不对外露面的神/圣/罗/马/帝/国一般。后来他们很快意识到爱因斯身体不好只能说明德/意/志/帝/国的国力出了大问题，于是，说辞变更为“爱因斯·贝什米特身居要职，不便轻易露面”，但事实上，他就是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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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在法国。”弗朗索瓦说。平稳的陈述句，没有恐慌，没有愤怒，甚至连发现真相时应有的波澜都欠奉。
爱因斯嗤笑一声，烟雾从鼻腔里喷出来。
“‘法国’？”他重复这个词，像是在咀嚼什么苦涩的东西，“你听听看，还有法国吗？你真的以为自己还算个独立的国家？”
弗朗索瓦没有答话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。裤腿裂了，露出下面狰狞的伤口。那道至少二十厘米长的划痕是被从车窗里拖出来时留下的，玻璃碎片切开皮肉的感觉仍然清晰。血已经不流了，但疼痛还在那里，像一条蛰伏的蛇。
“我本来不应该和你交谈，”爱因斯深吸了一口烟，火星在黑暗中明灭，映着他疲惫而愤怒的脸，“我本来都不该让你知道是我干的，毕竟我们还得把你放回去……嘿，你知道绑你来做什么吗？”
“不。”
“让你的上司停止对抵抗组织的追捕。他下令，我们放人，就这样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多简单。”
弗朗索瓦没有反应。
这种沉默似乎激怒了爱因斯。“现在非占领区的宪兵和警察都开始搜起人来了。假如他们还自认是法国政府，何必为了德国人而抓捕自己的公民？他们还知道被送进监狱、被推上刑场都是同胞吗，嗯？还是都摇起尾巴来，成了德国人一条条好狗——你说，”烟灰抖落在地板上，他猛地凑近弗朗索瓦的脸，“这儿真的还有一个法国吗？”
弗朗索瓦和他对视了片刻，不到一秒，移开眼睛，没有说话。
“而你，”爱因斯从破旧的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纸，声音里压抑着某种近乎绝望的愤怒，“你就坐在那里，或者站着，在话筒前讲这堆——”
他用力抖开那些纸张，发出尖锐的哗啦声。弗朗索瓦的演讲稿在他手里皱成一团，那些措辞华丽的句子现在看起来像一个个刺眼的讽刺。“讲这堆狗屁！我不该和你见面的，但我实在想搞明白，我必须问你：你怎么就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？你看不到你的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吗？”
“没有用。”弗朗索瓦说，“法国已经投降了。”
德国人，或者说德/国本人——这个说法有点好笑，在当前的德国政府眼里，这位国家象征与一个该送上绞刑架的叛国者没什么两样——瞪着弗朗索瓦，似乎在期待他能多说几句话，解释自己的声明，或是从他脸上找出一丝动摇或愧疚。但法国已经投降了，失败者没有发言权，也没有任何可辩白的。
“这就是你的下场。”爱因斯把讲稿扔到他脸上。写满鼓舞人心——或者说陈词滥调——文字的纸张洒了他一身，碰到伤口的那几张渐渐洇出血迹。爱因斯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鞋跟碾灭。
“我走了。”他站起身，“和你软骨头上司谈条件去。”
“不会有用的。”弗朗索瓦说。
爱因斯摔上门，把他扔进黑暗里。
弗朗索瓦等了一天，或者一个月——又或者，按照事后爱因斯的说法，五十七个小时——但时间在毫无参照物的情况下不再流动，也丧失了存在的必要，弗朗索瓦就这样等一千年也无所谓，等爱因斯解开他被绑在椅背上的双手时，弗朗索瓦已经感觉不到它们了。
“懦夫。”爱因斯说，带着压抑的怒气，不确定在骂谁，很可能同时指向多个目标。
“他没有同意。”弗朗索瓦尽说，尽管是猜测，语气却笃定。他们都知道“他”是谁——亨利·菲利普·贝当在教室里和报纸上被描绘为力挽狂澜的英雄，而在私底下，在这间安全屋中，在占领国意识体的口中，他是个懦夫。弗朗索瓦暂时不站在任何一边。
爱因斯一拳捶在墙上。
“他什么责任都不敢担，却敢对人民宣称法国仍然拥有主权。”
弗朗索瓦想着这位年少时目睹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，又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誉为“凡尔登救星”的老人，他在家国沦陷的最后一刻被召回、组阁，在曾经的“停战车厢”签下一纸分裂法国的协定。
“他也没什么选择。”弗朗索瓦说。
“他没什么选择？是他逼得法国人毫无选择！你不知道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——在维希城中公然袭击并绑架一个国家意识体，需要的情报搜集、联络准备、火力资源、人员损失，已经有五个联络点被沉默，接着来说不定是整个情报网……而这一切都白费了，因为你的政府根本不在乎你，”他回头，双眼血红，瞪着弗朗索瓦，“你没有用。”
“对。”
“死的都是你的国民……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！”
“已经没有法国了。”
“你甚至都不打算反抗？”
弗朗索瓦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苍白，绵软，因为长时间绑缚没有一点血色，很可能已经坏死，但意识体死不了，只要所谓的“非占领区”存在一天，弗朗索瓦就能再苟延残喘一天。这也是为什么贝当不担心他——当前的法国政府不需要脸面，意识体存在与否实则毫无差异——他早已尊严尽失，只剩性命，而意识体仅仅被绑架是不会死去的。
“啊，”弗朗索瓦说，“我懒得反抗。”
爱因斯扑上来掐住了他的脖子。